方志里的开远丨第五期：滇南锁钥的形成：明代开远的四维重构

你知道吗？开远城中有一条“分司巷”，这条普普通通的小巷，却藏着一段影响深远的土流博弈史，诠释着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漫长角力。

《开远市志》记载：正统元年（1436年），首次任命汉官张安为阿迷州知州。成化十二年（1476），普氏土官被废黜，为阿迷州第一次改土归流。

要知道，开远虽然早在汉朝就被纳入了华夏版图，但真正彻底从文化上融入却是明朝。明朝吸取了元朝的教训，通过军事、行政、经济、文化四个维度的系统性变革，强化了对阿迷州等边疆的统治，促进了边疆开发与民族融合，使阿迷从边地屏障逐渐转化为中国的有机部分。

开远，这座边城历经数百年风雨，见证了中央政权对边疆治理的深化与多元文化的交融。

军事建构，卫所屯戍与军事威慑

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，沐英率军平定云南后，朱元璋诏命：“以云南既平，留江西、浙江、湖广、河南四都司兵守之，辖制要害”，并行军屯，在临安卫下辖设阿迷守御千户所。这支由汉族将士组成的军事力量，不仅承担着防御安南、弹压土司的职责，更成为中原农耕文明向西南渗透的先锋队。明朝推行军屯、民屯和商屯，大量汉族移民迁入阿迷州，开垦荒地，推广中原农耕技术。军屯以卫所士兵为主（如临安卫），民屯则由移民和当地少数民族共同参与，形成“三分守城，七分屯种”的军民结合体系。所以，凡是如今叫营、所、堡、铺、哨的，诸如大庄、驻马哨、三台铺等等，都是明代军屯的遗留；而从李家村、十里村、毛家寨等地名，则可溯源明代移民屯田。军屯制度的推行使得江南稻作技术在此落地生根，大庄、驻马哨等带有鲜明军事色彩的地名，见证着"三分守城，七分屯种"的屯垦体系如何重塑边疆的土地肌理。此外，明廷通过军事打击逐步削弱土司武装，在阿迷州周边修筑关隘（如禄丰关、盘江关），控扼交通要道，防止土司割据与外敌侵扰。

行政重构，土流博弈的世纪棋局

明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，复置阿迷州，隶属于临安府管辖。土司制度元朝开始实行，明后期开始废除土司制度，改用流官制，即“改土归流”，1476年普氏土官的革除，标志着首次改土归流的尝试。尽管这一进程充满反复——直至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最后一任土司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，但流官体系的建立已然不可逆转。

土流博弈的战场，居然是城池。正统元年（1436年），首任流官张安在灵泉村另筑新城，开创了"一城两治"的奇特景观：东山南麓的流官衙门悬挂着"拱极门"匾额，东山那边的土司宅邸仍飘扬着彝族图腾旗帜。

阿迷州虽是元朝设立，但元朝时期开远还没有大规模的城池，当时滇南地区仅临安府建有城池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，重修州城，筑土城并设四门。明正统元年（1436年），首任流官张安（(四川眉州人)赴任阿迷州知州，次年新建知州府于灵泉一带(位于落蒙村，落蒙河曲折绕于州府前)，城高丈余，设东(迎旭)、南(朝宗)、西(望广)、北(拱极)四门。相当于此时有了两个阿迷城，这也是土司制度顽固性的体现。开远原由土知州管治，直到明代正统年间，朝廷才派遣流官参与管理。张安到阿迷州上任后，土司表面上对他有求必应，背地里却事事使绊子。这让张安感到十分不安，思来想去，就到开远坝另筑一座新的阿迷城，另盖一座新的流官衙门，隔东山与土司划山而治。于是，就有了如今的开远城。普氏土司偏安于傍甸乡，隔着东山和大黑山天然之界，土流并存，一州两制，封建地主经济与封建领主经济长期并存。后来，分司就分到了城里。开远城中还留着一个“分司巷”，上连武庙街，下连南正街，据说就是东山土司李阿侧康熙五年（1665）重授土知州后，就以这条巷与流官划界而治。所以民间谚语说：“斗大阿迷城，一城两州官，巷南流官治，巷北土司守”。明清两朝，开远城逐渐成型。初期阿迷城墙都是泥土夯筑，到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年），开远城“易以砖，周三里”，改成了石墙。城池多次经历战乱，大西军李定国攻陷后毁坏，到了清朝康熙九年，1670年再次重建石墙。当时阿迷城并不大，民谚“省城九里九，府城六里六，州城三里三”，城中“六街九巷”，清一色的灰瓦，从明清一直延续到民国。

经济开发：农耕文明带来产业勃兴

明代阿迷州的经济发展堪称边疆开发的典范。

洪武末期，移滇汉民赵升倾全家之力以30年时间，疏浚河道、开凿水渠，建成了环开远坝区的东沟和西沟，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力。水稻、玉米、小麦等粮食作物广泛种植，经济作物如甘蔗、茶叶也逐渐发展，尤其是河谷地带成为重要产粮区。阿迷州及周边地区矿产资源丰富，明代对银、铜、锡、煤等矿产的开采规模扩大，邻近的个旧锡矿在明代后期已初具规模，为滇南矿冶业奠定了基础。滇南地区的纺织、制陶、铁器加工等传统手工业发展，尤其是与马帮贸易相关的马具制造和货物包装业兴盛。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质变：军屯移民带来的租佃制逐渐取代领主经济，货币的流通催生了新兴的市镇经济。至明末，城内已形成“六街九巷”的商业网络，每月朔望之日的集市贸易盛况空前。

明朝进一步扩建元代以来的“步头路”，阿迷州成为昆明至广西、越南驿道的枢纽，设驿站（如阿迷驿）传递公文、维持交通。自元到明清，开远境内有6条驿道，驿道沿途或关隘要地设有2关、3驿馆、4铺舍、14塘、28哨。据史料记载，明中期开远驿站“商贾云集，马店林立”，马帮在此休整、交易。驿道系统加速了边疆与内地的物资、信息流动，便于中央监控边疆动态。本地特产（如矿产、药材、茶叶）通过马帮运往内地和东南亚，形成繁荣的集市经济。

文化熔炉：多元文明融合共生

随着各种军事、贸易、农展等活动，汉族人口逐渐流入，开远迎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。汉族的大量流入，带来了中原、江南等先进地区的汉文化。地主经济逐渐取代落后的农奴土司经济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，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。当时的临安府下辖6州5县，阿迷州就属于6州之一。但与后来的“滇南锁钥”“旱码头”不同，明代的阿迷州地处偏远，发展层次不高。据考证，明朝临安府8个州县中，阿迷属于“简缺”等级，相当于“穷乡僻壤”，在临安府各州县中排名靠后。

明代移民浪潮引发的连锁反应深刻改变了阿迷的文化面貌，造就了开远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高峰。当江南士子携带四书五经踏上这片红土地时，本土精英也展现出惊人的文化适应力。本土进士王廷表与杨升庵两人长达40年的友情，两人纵情诗才写下《双百梅花诗》，是明代阿迷文化繁荣的重大标志。此时，科举制度向边疆延伸，明廷在阿迷州设立州学、社学，鼓励土司子弟入学，学习儒家经典。部分土司后裔通过科考融入士绅阶层，阿迷州彝族上层逐渐接受汉式姓氏、礼制。明代后期，随着汉族移民增加，关帝庙、城隍庙等汉地信仰场所陆续建立，佛教、道教在阿迷民间传播，与本土原始宗教（如彝族的毕摩信仰）共存，民族融合多元一体格局基本形成。

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地名系统的重构：原本纯粹的彝语地名开始叠加汉语意象，“马者哨”这类彝汉合璧的名称，恰似两种文明交融的活态化石。明代以前，阿迷只有彝语地名，明代开始，出现了很多彝汉复合的地名。从地域上看，开远坝区多汉名村寨，东山多彝语村落，而西山因是通往临安沿途，又较多汉族村庄。明末清初汉话成为官方话语，形成了一些先汉话后彝语的地名，比如大鲁那、大矣那味等。如今的“乐白道”最初来自彝语“鲁背刀”，明代之前就已存在，清朝时期叫“罗白道”，后演变为“乐白道”。即使是1984年编的《开远地名志》中，全市少数民族地名还有225个，占到全市村寨的49%。

站在21世纪的时空坐标回望，明代阿迷州的蜕变历程蕴含着超越时代的启示。当我们在分司巷触摸斑驳的青砖，不仅感受到土流并治的历史阵痛，更能领悟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内在逻辑。这种将边疆治理转化为文明共建的智慧，至今仍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。